——访知名学者丁东先生
丁东,知名学者,1951年生,现居北京。著有《冬夜长考》、《尊严无价》、《反思历史不宜迟》、《午夜翻书》等,编有《世纪之交的冲撞》、《顾准日记》、《反思郭沫若》、《遇罗克:遗作与回忆》、《王申酉文集》等。2004年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将其列为“影响中国”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。 □中国研究生教育的“大跃进”是拔苗助长的行为,是背离了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育规律的。 □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级研究型专业人才的尖端教育,它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是具有一流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,是衡量这个教育制度好与坏的标尺。 □现在的博士生,能取得第一流学术成果的寥寥无几,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,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,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,也很难说。 研究生质量严重下滑 记者:丁先生:您是一名对中国当前研究生教育非常关心、并且具有独到观察视角的学者,请问您怎样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? 丁东:我认为,需要对近年来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做一个整体的反思了。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,30年代与40年代的曾培养过少量研究生,当时还没有博士生,80年代初才设立博士教育,90年代以来,博士研究生数量出现了高速度的增长,博士点增长空前之快,博士招生数每年增长三成以上,现在已经突破三万,照这个速度发展,几年就要突破十万。现在研究生招生规模都赶上美国了。这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“大跃进”。有人将这种大跃进当作成绩来讲,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。我认为这一判断是失误的。研究生“大跃进”是拔苗助长的行为,是背离了教育规律。 记者:那么您是如何定义研究生教育的? 丁东:研究生教育,应当是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的教育。当然,像工商管理的MBA、公共管理的MPA培养的是高级管理人才。不过,从本质上看,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,是一种精英教育。它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是具有一流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,是衡量这个教育制度好与坏的标尺。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,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,需要一个国家整体学术研究水平的积累,“大跃进”式的规模扩张,能体现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吗?用20年,真能赶上人家100年的学术积累吗?恐怕数量是上来了,质量却是下去了。 记者:您认为现在的研究生素质如何? 丁东:应该说,当前研究生的素质已出现了严重的下滑,大不如前了。你看研究生越招越多,考生的整体质量自然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。现在的博士生,能取得第一流学术成果的寥寥无几,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,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,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,也很难说。80年代毕业的第一批研究生,多数处于学术前沿,有突出学术建树的比例是相当高的,甚至没有毕业,学术领先地位就已经得到同行的公认,比如复旦第一个博士生葛剑雄,取得学位的时候已经是一流的历史地理学家。 更为糟糕的是,现在许多官员和企业老板,也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博士、硕士,他们入学考试和普通考生就不是公平竞争,有人入了校,不上课,还有的毕业论文都是秘书捉刀代笔的。这些人读研究生为了啥?纯粹就是为了一张文凭,没有半点儿学术追求。这大大贬低了研究生的含金量,败坏了学术尊严,也损伤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形象。以前的研究生是让人肃然起敬的,现在你听说某某官员、某某老总是研究生,你是刮目相看、还是嗤之以鼻?从公众对研究生的态度,就知道研究生已严重贬值了,现在毕业的博士找不上工作,我看一点也不奇怪。如果你确有学术创见,发表了一流的论文,出版了一流的著作,还用发愁找工作吗?可惜,这样的博士,在如今的博士生当中,占的比例很小。 现在,明白人已经不是看你的学位是什么,而是看你什么时候得的学位。如果是80年代拿的博士、硕士,含金量比较高,越往后,泡沫越多。 □本来我们评价一个研究性的大学,首先是衡量它的学术水平,但是现在的高校,对学术的追求正在被一种庸俗的功利主义所取代。 □招博士生的高校多了,但师资的力量又跟不上,于是导师也难免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,有的研究生导师,本身的学术水平就值得怀疑。 □很多研究生都无心治学,只求文凭,导师讲怎么做真学问,他都嫌烦,他感兴趣的是,怎么用最省力的办法把学位和毕业证弄到手。 功利主义风气盛行 记者:在“大跃进”发展思路的刺激下,研究生教育的学风是不是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倾向? 丁东:说到研究生教育的学风,的确令人忧虑。本来我们评价一个研究性的大学,首先是衡量它的学术水平,学术思想是不是活跃,是不是在国际国内居于领先地位,有没有一批高素质的教授,能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。但是现在的高校,对学术的追求正在被一种庸俗的功利主义所取代。有些高校和地方将争取博士点当成了政绩工程的重要指标,不管有没有条件,都想上博士点,有的还不惜花费上百万的攻关费。在这种情况下,增设的博士点,往往就被拿来设租寻租,被当成营利的产业。 现在招博士生的高校多了,但师资的力量又跟不上,于是导师也难免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,有的研究生导师,本身的学术水平就值得怀疑,是靠学术包装混上去的,这样的导师难道还能带出好学生不成?还有的导师,虽然有真本事,但招的研究生太多,博士十几个,硕士几十个,自己的社会活动又多,拿不出时间、拿不出心思来好好指导学生的学术进修,甚至还利用学生搞创收,前阵子上海不是有一名博导因为这样做,被学生“炒”掉了吗? 在20年前,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。教授一般都有学术自觉,连一些一流学者,都不敢轻率申请博士点。我举个小小的例子,当时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点,钱钟书是学科评议组成员,他说,如果钱仲联只能指导硕士,我们都没有资格指导博士。于是评议组商定,钱仲联应当评为博导。现在,这种佳话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。 记者:学生方面的学习风气又如何? 丁东:现在还有多少考生是出于学术兴趣报考研究生的?因为就业压力或其它功利目的才读研的学生倒有数不少。很多研究生都无心治学,只求文凭,导师讲怎么做真学问,他都嫌烦,他感兴趣的是,怎么用最省力的办法把学位和毕业证弄到手。 □英语和政治考试是考生不能不迈过的两个大门槛。我认为,研究生属于专才教育,给所有考生设置这两个大门槛是毫无必要的。 □在整个研究生招生体制尚未进行改革之前,应当适当恢复破格录取的做法,给少数优秀的可造之材开辟一条绿色通道。 考试制度不合理 记者:除了功利主义风气的盛行,研究生教育在制度方面是不是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,比如考试制度? 丁东:现在的硕士研究生考试,外语和政治是教育部统一命题的必考科目,是考生不能不迈过的两个大门槛。我认为,研究生属于专才教育,给所有考生设置这两个大门槛是毫无必要的。如果不以政治学为专业,你让学生来考政治是不符合研究生的专业化要求的;同样的道理,对非外语专业的考生来说,外语既不是专业课,也不是专业基础课,为什么非要考外语不可呢?这两道门槛设得高了,就相对降低了对考生的专业要求,或者将一部分有学术潜质的人才拒之门外了。 政治与外语还是研究生必修的两门功课,考核通不过还不让拿学位。研究生在进修学业时不得不挤出大量时间来学习政治和外语,这就相对压挤了专业时间,干扰了专业学习。 我认识一名很有才气的年青学人,叫王开岭,他本人有读研的意思,有一次我向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推荐王开岭,教授也特别乐意招他读博士,但后来还是不成,因为王开岭的外语不行。以前的情况不一样。70年代末于光远招研究生,有一名考生是曹思源,现在曹思源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,当时曹思源提交的论文有重大的学术创新,外语则一窍不通,要是在现在肯定读不了研,但于光远不但将他招进来,还允许他免修外语。这种破格录取的事情现在不见了。我认为,在整个研究生招生体制尚未进行改革之前,应当适当恢复破格录取的做法,给少数优秀的可造之才开辟一条绿色通道。 记者: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要给予导师更大的招生自主权?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导师的权力大了,如果他想利用手中资源进行寻租,是不是机会更大? 丁东:在目前教育资源为国家垄断、又没有形成学界自身道德约束,导师的权力边界越不清晰,的确越容易制造设租、寻租的机会。现在的博士生录取,基本上由导师个人说了算,这里头黑幕重重,以权、钱开路是公开的秘密。 为什么会这样?谢泳认为,理想的选拔人才制度的前提是:制度不能垄断,不应只有国家才有判断人才的权力,也不应不许社会介入。美国博士导师的权力所以很大,建立在几个前提下,一是高等教育不由国家垄断;二是民间科研机构大量存在;三是社会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;四是博士资格并不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刚性条件。而目前中国的制度里这些理想条件全部缺失,研究生教育基本不承担选拔人才的职能,它承担的是养成资格的作用,在这样的制度里,笔试可能是唯一较好体现公正的制度,至于这种制度是不是能选拔出最好的人才已不重要。不过,我的看法是,考试制度是技术问题,可以从技术上做一些安排来预防导师滥用权力,比如,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,只要把博士生的论文以及与答辩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公布,就可以起到监督作用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。 □经济过热可以搞宏观调控。我看,研究生教育过热,也应当宏观调控了。这是对症下药之举。 “大跃进”必须刹车 记者:说了那么多研究生教育的弊端,剩下的问题是,您认为如何做才能逐渐消除这些弊端? 丁东:我说两点意见,一,打破教育资源的国家垄断,当然是基本之道。二,在不能解决基本问题之前,必须看清楚当前研究生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就是“大跃进”式的盲目扩张,并由此引发了许多相关问题。因此,研究生扩招要刹车,我们要敢于承认现实,研究生教育的“大跃进”已经导致学生质量下降得非常厉害。西方教育很发达,但他们的教育成果不是这样搞出来的。“大跃进”的发展思路,只能是自己毁自己。经济过热可以搞宏观调控。我看,研究生教育过热,也应当宏观调控了。这是对症下药之举。
备注:此访谈录转载自天涯社区,发表时间为2004年,文章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本网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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